参考内容：

速水佑次郎 《发展经济学（第 3 版）》 chap 1

一、经济发展的理论框架

1. 社会体制的发展

1.1 辩证的社会发展模型

　　社会中包含两个子系统。一个为经济子系统，由资源与技术构成。

  • 资源即为“生产要素”，包括自然资源、劳动力和土地等。
  • 技术是利用特定生产要素组合生产产品价值的决定因素（经济学中称为生产函数）。

社会系统间的相互作用

1.1.1 经济子系统

　　如果以人均产出（或收入）的增长量度量经济增长，则经济增长依靠人均资源增加与技术进步实现。其中，技术进步指既定资源投入下产出的增加。

  • 技术进步是资源增长的基础。例如，随着控制水流技术的开发与利用，如建设灌溉设施和水闸，单位土地上就可以产出更多的粮食，粮食剩余就可以储存起来形成资本积累，进而在下一期将更多劳动投入到从粮食生产到资本形成的活动中。
  • 有目的的利用资源推动技术进步。例如，灌溉技术进步就是通过识别水流类型的研究以及通过各种设计的实验开发出能充分控制水流的灌溉设施来实现的。这些工作需要科学家与技术人员在实验室中开展实验，并需要农民在农场中简单试错完成。这种实验与试错过程，增加了工程知识的储备，是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为“无形资本投资”。

　　关于人力资本积累：

  • 人力资本：通过教育、培训和医疗卫生知识等手段提高人的能力和身体素质。
  • 对人力资本投资将提高知识生产的效率，并提高社会中利用既定资源产出经济增加价值的生产效率。
1.1.2 文化-制度子系统

广义的制度与技术是文化的一部分。这里指代狭义的文化。

　　关于文化与制度：

  • 文化：社会中人们的价值体系。
  • 制度：社会成员认同的规则，包括正式制定的法律和非正式习俗。
  • 制度与文化不可分割，相互联系。
1.1.3 两个子系统的相互影响

　　储蓄率是资本供给的重要影响因素，而储蓄率受到人们对未来预期与现期消费的偏好影响（例如：跨期消费决策）。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假定消费者的偏好水平不会发生变化，即储蓄率是一个确定的数值，或者不讨论储蓄率为什么发生变化，仅讨论储蓄率变化的影响（联系：高级宏观索洛模型中储蓄率变化对产出的影响）。

　　（传送门：新古典增长理论）

　　文化对经济系统具有影响。社会文化会影响消费习惯与储蓄率，这是人们价值系统的一部分。

　　当文化与制度保持基本不变时，使用新古典增长模型来衡量经济增长，将储蓄率看作一个参数而非变量，是一种可行的办法。但制度与文化不可避免会发生重大变化，使用新古典的分析方式不再合理。马克思·韦伯的理论可能具有借鉴意义。

补充：

韦伯因此就宗教和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两大命题。这在其知名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1. 韦伯描述了新教中的禁欲思想对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推动作用，并且提出宗教的影响是造成东西方文化差距的重要原因。
  2. 韦伯认为随着现代化的加深，西方社会在朝着世俗化、理性化的方向发展。

资料来源：【维基百科】马克思·韦伯

1.2 案例：狩猎/采集经济向农业（畜牧）经济转型

　　经济力量和文化制度因素相互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联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

　　资源与技术的演进。

  1. 农业起源于人口增长压力下自然资源稀缺稀缺性的提高。随着人口增长，自然资源（如野生动植物）的开发总会有超过其自然再生能力的时候，狩猎/采集经济具有不可持续性。为了避免资源耗竭引起的生存危机，通过利用捕捉的动物和采集的食物进行扩大再生产，从而增加收获，成了必然选择。
  2. 扩大再生产的经济基础是资本积累。狩猎采摘经济向农业经济过度，是以资本积累为前提的。狩猎采摘经济中，主要资本品为狩猎与采摘工具，而农业经济的资本品则是饲养的动物、种植的植物、耕地、农垦工具等。当农业生产体系进化到主要依靠排灌设施等人在设施与工具时，农业经济对资本的需求进一步增长了。
  3. 驯化和饲养动物、培育和种植植物的方法的积累，是无形资本投资的主要来源。这种因自然资源稀缺性增长而扩大的再生产过程，很可能是生产者的生存需求诱发导致的。（联系：诱致性创新理论）

　　产权制度的演进与文化的作用。

  1. 技术知识的进展是必要的，但需要建立生产性资源的产权制度。
  2. 早期的生产资料来源于自然资源，因此全部资源都是大家的共同财产，而不属于个人。这种产权制度下，生产资料的排他性较弱。

  3. 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不得不保护自己的劳动成果，避免其他人无偿使用自己生产性投资，这种对个人产权的保护从牲畜和作物逐渐扩大到耕地上。生产资料的排他性逐渐提高。

    • 拥有土地产权的人，对于改善土地质量有强烈的投资激励，修建排灌设施、篱笆等成了其理性选择。
  4. 因此，土地产权发生了重大转变，由村庄或部落的公社所有制逐渐转变为农户或个人所有的私有制。私有制的拍他能力更强，因而私有投资的激励也更强。
  5. 界定产权和实施产权需要成本。如果人们破坏规则、选择“免费搭便车”的倾向很高，那么保护规则就需要很高的社会成本。
  6. 文化（例如公共道德）降低了实施社会规则的成本。

1.3 马克思和新制度主义

社会系统间的相互作用

　　上面的理论框架，与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社会制度进化观点相类似。

  • 经济基础：决定物质资料生产能力所需的技术（对应：经济子系统）
  • 上层建筑：生产资料的产权关系的统治（对应：文化-制度子系统）

　　基本观点：制度形成是对经济需求的反应。

  1. 制度决定技术的生产潜力能否实现。
  2. 技术是制度建设的基本力量。
  3. 制度设计要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物质生产的潜力为目标。

　　基本假设：在物质生产能力提高和制度变迁之间有一个很长的滞后期，会导致社会制度变化的不连续和突变

  1. 技术知识和有形资本是逐步积累的，并带来了生产能力的持续增长；
  2. 制度必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以便人们在交往中建立的社会规则能有效发挥作用。

　　核心制度是每个经济发展阶段的关键生产要素的产权界定。不同社会的核心生产要素不同：

  • 奴隶社会——奴隶
  • 封建社会——土地
  •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资本

　　由于制度变迁会遭到独占财产所有权的显赫阶级的强烈抵制，制度的变迁往往具有时滞性。随着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曾经是经济发展的载体的制度会在新技术体制下称为发展的阻碍。制度和生产潜力之间的隔阂最终需要通过强烈的政治革命来消除。

　　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

  1. 马克思认为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对社会生产能力具有决定性作用，但人口与自然资源相对不重要，作者认为应当重视人口增长与其他因素引起的相对资源禀赋和价格变化带来的影响。
  2. 制度变迁不一定要用暴力革命的方式完成。

2. 诱致性创新理论

2.1 诱致性技术创新

　　诱致性技术创新本质是生产者理论中的成本最小化问题。

　　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在经济子系统)中，资源禀赋的变化会诱发技术变迁。

　　希克斯的理论假设：当一种要素（例如资本）的禀赋相对于另一种要素（例如劳动力）变得更为丰富时，特定的相对要素价格会诱导节约劳动力、增加资本的技术变迁（理论推导：附录A2-技术变化的分类）。这种有偏向的技术变迁源于追求利润的企业家用相对更丰富（因而更便宜）的资源替代更稀缺的资源，以降低生产成本。

　　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内诱致性创新理论的假设：有一个竞争性市场，借助这个市场，厂商生产计划中使用的要素价格反映了要素的相对丰度和稀缺性。如果生产者可以根据反映资源的社会机会成本的影子价格，认识到资源的相对稀缺性，这个理论就可以应用到自给型的非市场经济中。

　　狩猎采集经济向农业经济转变的过程如下图所示。假设三种要素投入：劳动 $L$、资本 $K$、土地（自然资源）$A$。以粮食生产为例，假定资本主要是由过去的劳动投入生产出来的。

诱致性技术创新模型

　　$A-L$ 象限表示生产单位等产量线，即生产单位产品的土地与劳动之间的替代关系。

　　$K-L$ 象限的曲线 $OZ$ 表示用劳动替代土地时，资本与劳动的互补关系。如：刀耕火种的轮作方式下，对农业生产工具利用较小，但需要大量土地；定居农业下经营固定耕地时，会进行资本积累，对农业生产工具的利用会大幅上升，此时资本与劳动呈现互补关系。此时，资本-劳动比率 $K/L$ 呈现指数增长，曲线 $OZ$ 为凹函数。

补充：经济学里曲线的凹凸性，参考数学分析中的函数凹凸性，而非高等数学的曲线凹凸性。

可以使用二次导数来判别凹函数与凸函数（网页链接）：

  • 凸函数：$f’’(x)>0$
  • 凹函数：$f’’(x)<0$

　　在 $A-L$ 象限中，$I$ 曲线表示创新可能性曲线，为同一时期内可利用的知识和人的能力开发出来的所有技术相对应的单位等产量线的包络线。在 $t: 0 \to 1$ 时期，随着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提升，$I$ 曲线会逐渐向原点移动 $I_0 \to I_1$。

　　根据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i_0$ 表示在 $t=0$ 时期时开发并利用的技术，时在特定土地和劳动价格比率 $P_0$ 下生产成本最小化的技术，土地和劳动价格比率 $P_0$ 反映了 $t=0$ 时期的要素相对稀缺性。曲线 $i_0$、曲线 $I_0$ 与等成本线 $P_0$ 均相切于点 $a$。

补充：

在竞争性市场下，要素价格的比率反映要素的相对稀缺性。如果是非竞争性市场，市场的不完善会扭曲要素的相对价格，无法反映要素的相对稀缺性。

推导过程：附录A2 - 技术变化的分类

　　假设在替代土地方面，劳动与资本具有互补性，即通过劳动与资本投入的增加，可以减少土地面积的投入，此时 $a$ 点的土地-劳动比率 $OA_0/OL_0$ 与 $d$ 点的资本-劳动比率 $OK_0/OL_0$ 相对应。

　　假定资本由过去劳动积累所形成的，此时资本与土地的价格之比大致和劳动-土地价格比率 $P_0$ 平行移动。

　　在 $t: 0 \to 1$ 时期，土地的相对稀缺性提高，使得劳动对土地相对价格下降 $P_0 \to P_1$，创新可能炒香原点的方向移动 $I_0 \to I_1$，即以使用更少的生产要素投入实现单位粮食的社会生产能力的提高。

　　由于土地的相对价格上涨，生产者选择过 $c$ 点的技术 $i_1$，比创新可能性曲线 $I_1$（包络线）上的其他点更优。但在技术 $i_1$ 开发出来以前，生产者必须继续使用 $i_0$ 技术，其均衡点变化为 $a \to b$。

　　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的基本前提：在均衡点 $b \to c$ 的变化过程中，由 $P_1$ 与 $P_1’$ 之间的距离为生产者的预期收益增加量或预期成本减少量，收益的增加诱使他们开发技术。

　　在狩猎采集经济时期，人口稀少，可利用土地的可得性很高，土地稀缺性 $P_0$ 很低，通过采集和狩猎的方式（技术 $i_0$）是成本最小化的最优技术。

　　随着人口增长，土地相对稀缺性上升 $P_0 \to P_1$，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更多劳动（$a \to b$），使得劳动的边际食物产出越来越低。如果可以利用种植技术 $i_1$，人们就可以在一定数量的土地 $b \to c$ 上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出更多的食品。

2.2 诱致性制度创新

2.2.1 技术进步有利性与可能性

　　诱致性技术创新本质是生产者理论中的成本最小化问题。在市场经济中，技术创新主要由具有研究和开发能力的大公司承担。上面“生存经济”案例的分析逻辑需要做出调整。

　　一些学者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生存型小农能够合理配置资源并对有利的经济机会做出反应 (Schultz, 1964, 《改造传统农业》)。这一观点基于一个前提假设：根据要素的相对稀缺性和创新可能性，小农可以预见到完整的创新可能性曲线的变化（如下图曲线 $I$ 线性朝 $c$ 点移动）。这一假设是不合理的。

诱致性技术创新模型

　　更加合理的假设是：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为了应对自然资源压力的增长，狩猎采集经济的人均食物产量下降，迫使他们通过试错的方式寻找增加食物供给的方式，且只有恰好达到 $i_1$ 曲线（农业经济）的族群存活了下来 (Nelson-Winter, 1982)。

　　这种观点的含义：总有一些人可能找不到增加食物供给的办法，继续陷于旧技术 $i_0$ 中以至于难以存活下来。

2.2.2 制度与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是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有机产物。

  1. 技术创新——技术开发与利用的有利性
  2. 资本积累——来自以往的产出剩余
  3. 投资激励——资本积累用于投资需要产权制度的保护

　　例如，狩猎采集经济向农业经济转变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资本积累，如驯化牲畜、改进种植工具、改善耕作条件等。技术创新的有利性决定了是否能出现产出剩余，产出剩余转化为资本积累，进而变成投资激励的机制在于社会中人们的集体行动。

  1. 公共设施的建立需要集体行动：如修建大型灌溉设施
  2. 技术创新向投资机理的转化需要集体行动：如遵守并执行相关的产权保护制度

　　如上图所示，假设技术进步发生，如果均衡点发生 $b \to c$ 的移动时，$社会总利润 \gt 集体行动成本$，集体行动就可以被组织起来。例如：伴随人口对自然资源压力的在增加，为了修建农业基础设施（如灌溉设施），加强了产权和制度。

2.3 政治市场的逻辑

　　诱致性制度创新不总是有效的。

2.3.1 政治市场上的诱致性机制

　　对应关系：普通商品——经济市场；公共品——政治市场

　　从社会经济福利的角度看，由于公共品的供给具有正外部性，政治市场机制并不能保证公共品的最优供给。承担组织行动成本的人只能得到部分利润，组织起来的经济体行动通常低于社会最优水平。

　　公共品的供给具有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使用公共产品时“搭便车”会导致支付供给成本者得到更少的收益，也难以获得相称的公共品供给。

非排他性：一种商品可以被不支付其供给成本的人使用

非竞争性：一种商品可以被许多人共同使用

　　政治 / 政治运动：通过国家形成和控制国家强制力的集体行动。

　　政治领导人 / 政客：政治运动的组织者。

　　政客通过各种手段使得集体行动得以实施，需要付出极大努力，且集体行动创造的公共品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但经济收益并不被政客独享。例如，牲畜产权的界定和保护可以使最初的猎人从事农业（点 $b \to c$），其中线段 $P_1 P_1’$（直线 $P_1$ 和 $P_1’$ 的差距）表示狩猎采集生产向农业生产的单个生产者获得的公共产品经济收益。

诱致性技术创新模型

　　政治领导人从组织公共产品供给（如产权保护）的集体行动中的得到回报是权利基础的加强，即从公共产品中获得经济利益的人们对他的支持增加。

　　如下图，$MR$ 为政治领导人增加公共品供给、呈现递减规律的边际收益，为每增加一单位公共品而从权利基础加强中得到的效用增量（如选票的增加）。$MC$ 为领导人组织集体行动的时间和努力的边际负效用，即为边际成本。由于存在“搭便车”行为，公共品供给量越高，$MC$ 也会越高。

公共品的政治市场模型

　　政治领导人的边际净效用 / 边际利润：$MR-MC$

　　初始期 $t=0$：边际成本 $MC_0$，边际收益 $MR_0$，均衡点 $f$ 为政治领导人提供公共品的最优水平。

　　时期 $t=1$：发生技术进步，资源的相对稀缺性发生了变化，旧技术转换为新技术对社会绝大多数生产者有利可图。新技术受益者增加对提供公共品（如产权保护）的领导人的政治支持，其公共品供给的边际收益增加 $MR_0 \to MR_1$，边际成本下降 $MC_0 \to MC_1$。

　　技术和制度的诱致性创新机制可以通过“政治市场”上公共品的供给的诱致机制起作用。

2.3.2 政治市场诱致性机制的有效性

　　政治市场诱致性机制的有效性取决于社会福利最大化标准能否有效运作。

  • 边际收益 $MR$ 低：政治诱致机制的转化效率很低，总体社会收益很大但单个私人生产者收益甚微，政治领导人难以动员起政治支持活动。

  • 边际成本 $MC$ 高：与边际成本平缓（如曲线 $MC_0$）的公共品相比，边际成本曲线陡峭（如曲线 $MC_0’$）的公共品供给更少。

    • 例如，在技术发生变化（$MR_0 \to MR_1$）后，在社会环境更差的国家（如 $MC_0’$），保护产权的成本更高，公共品的供给数量更少（如点 $h$ 和 $g$ 相比，$Q_1’ \lt Q_1$）。
    • 社会集团利益冲突会增大 $MC$ 曲线斜率，为避免潜在利益和地位受到损失，制度创新的反抗力量会严重限制公共品的供给。

2.4 历史上的路径依赖

　　基于特定技术体制的制度体制形成的规模经济，是诱致性创新机制的主要制制约因素。例如，游牧业向农业转型过程中，即使农民之间相互尊重土地和作物的产权，这些少数农民利用集体行动建立耕作农业是困难的。由于人口对土地资源的压力诱致的定居农业的变迁，可能会遭到传统的游牧文化和制度的破坏。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如美国西部的自耕农迁徙）大多数土地被栅栏围起来，游牧民难以维系传统的生活方式，并不得不转移到定居农业中。

补充：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通过长达十年的政治运动，比较彻底地破除了传统文化对中国发展的限制，也使得人民可以接受改革开放这类资产阶级性质浓厚的社会经济改革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消除了上千年来文化与观念上的路径依赖，降低了制度变革的观念边际成本。

　　社会以“新增长理论”（基本假设：基于外部性的报酬递增）相似的方式达到多重均衡是可能性的。一个社会达到何种均衡，很大程度上依靠它的历史路径。

补充：多重均衡案例

在英国，中世纪后期—公地悲剧—圈地运动，土地私有产权逐渐得到加强。在现代轮作制（例如粮食和豆类作物轮种）替代传统三圃制的基础上，圈地运动为土地生产力的显著增长（即“农业革命”）准备了条件。

　　即使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在经济上有利可图，如果忽视文化和社会习俗差异，单纯为使用先进技术而引进外国制度，不可能达到预设目标，而只能造成社会混乱。

　　有效的政策导向是通过利用根植于传统的规范和习俗，创造出一种能够最好地开发新的经济机会的制度。

3. 用这种理论框架解释发展中经济体

　　发展中国家的主要问题是资源禀赋和技术变化的速度缓慢。人口的爆炸性增长加剧了自然资源的稀缺，特别是土地相对于劳动力的稀缺性。每个农业劳动力可获得的耕地禀赋下降，是农村人口贫困化的重要原因。出于生存压力，一些农民被迫开垦山区生态脆弱的土地，造成环境恶化；作为替代选择，许多人被迫迁徙到城市贫民窟，依靠非正式活动维持生存。

　　劳动和资本对自然资源的替代和利用适宜技术的努力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通过适应性研究投资，以发达国家积累的科学和技术知识为基础，开发出适宜的农业技术是可能的。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这些适宜的技术，实现快速工业化，并创造出大量非农就业机会和非农收入（技术的有利性）。然而在现实中，发展中国家引进的技术往往是发达国家在高收入、劳动稀缺阶段开发出来的资本高度密集的技术（劳动节约型技术），这种技术的引进和应用往往会导致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剩余（农村）和失业（城市）问题的加重。

　　为了发挥技术的有利性，同时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社会环境对外国技术进行调整，需要在市场结构、产业组织、劳动管理和调控、研究、培训和教育等领域进行制度创新。

　　制度对经济环境的迅速变化做出适应性调整面临很大的困难：

  1. 内部因素：文化传统和社会习惯会严重制约制度调整；
  2. 外部因素：外来意识形态的引进会加大经济子系统与文化-社会子系统之间的矛盾。例如：最低工资和工会等社会福利制度的引进和建立，可能会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大型企业使用资本替代劳动，造成正式部门就业减少，非正式部门的失业问题可能会更加严重（联想：灵活就业、地摊经济与社会隐性失业）。

　　经济子系统与制度-文化子系统之间如果不匹配，会造成发展中国家矛盾的加剧。

  1. 如果文化-制度子系统与经济子系统（如技术进步）是相互分离的，在系统内部不会相互影响，那么外来的影响可能加剧发展中国家的矛盾。这是由于经济子系统（资源禀赋和技术）的变化速度远远快于文化-制度子系统（价值体系和组织原则）的调整。
  2. 非正式组织的道德与习俗对组织内的个体具有约束作用，通过社区或团体的力量（例如：宗教戒律、社区的个人联系），可以缓和经济子系统与制度子系统的矛盾，减少免费搭便车的行为。
  3.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前殖民地国家），人民对社区的归属观念强于对国家的归属观念。本地优先的原则会使得政治家最关注的不是国家的整体利益，而是所在的社区实现更好的发展，导致绝大多数人付费、少数人受益的行为盛行。

　　经济子系统与制度子系统的不匹配问题，在经济子系统（资源禀赋和技术）快速变化的国家更加突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技术与制度差距，可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源泉。需要构建一种反馈机制，使得制度调整与资源禀赋、技术的快速变化相适应，以提高诱致性创新的速度。

　　关注制度做出快速调整的适应性机制，需要关注三个方面的局部关系：

  • 人口与自然资源的关系
  • 资源与技术的关系
  • 技术与制度的关系